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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其中倒映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想要探索作为文化现象的时尚，我们需要一种宏观的、跨学科的方法。扬·布兰德等学者历时三年，编辑整理了《时尚叙事：内涵、历史与祛魅》这本“时尚手册”，以当代视角回顾时尚历史，并将各学科观点与理论融入其中。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道德与时尚”一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时尚与女人

时尚似乎是女人的领域，这有充分理由：自19世纪以来，女装一直易受最激进、最明显的变化影响，时尚原则在女装中发挥最大作用。而男装自19世纪以来保持稳定，不易受影响、缺乏想象力，色彩和概念日趋中性，显得沉闷、阴暗。似乎男人被传统服装体系束缚，只有女人在时尚体系中活跃。

这种分歧似乎与对时尚的一种古老的道德解读相一致，即作为女性虚荣心的一种表达，与男性的谦逊相对。对时尚的批评总是强调其女性化的一面。

由此，女人应该在时尚之内，男人应该在时尚之外。只有女人才会对外表感兴趣，而男人不会。只有男人才应该是理性和矜持的，女人就该是不讲道理和咄咄逼人的。这种对立很可能包含许多日常方面，但怎么也不会是时尚。男人和女人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人类学体系中，这简直不可想象，就好像男人不知道女人也想看到有趣的男人一样！每个站在镜子前第一次有意识地梳理头发的青少年(尽管是在抗议下)都会得出这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这种抗议从此成为男性外表魅力的一部分。这个女人肯定不希望她的情人在更衣室里扮演她的角色。但是她很喜欢把他拖到镜子前——这个女性的空间——看他笨拙的样子。显然，每个男人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就像与生俱来的习惯。

事实上，一个人总是在想象的两性关系之下打扮自己，从不仅仅作为男人或女人“自身”，而总是作为面对一个男人的女人(想象另一个面对男人的女人的存在)，或者作为面对一个女人的男人(想象另一个面对女人的男人的存在)。人们总是为了划清界限而穿着打扮——尤其是在人们似乎要取消这一界限的时候。一个区分形式和细节、表明男性或女性的界限。因此，这里就存在着双重机制：在男性和女性的对立之间，也在形式和意义的层次之间，意义在关于异性的迷人命题的对立中产生。

男性建筑

一块布料不会一直挂在移动的身体上：它会垂下、松开并滑落下来。我们都还记得小时候试图用床单装扮自己的游戏。就好像我们都必须先穿过希顿古装(古希腊人贴身穿的宽大长袍)和托加长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服装历史的进程：从最小到最大的结构。

笨拙地裹在宽大的布里，我们体验了衣服对我们的意义，即一种建筑结构。它围绕着开口和接缝，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有高的也有低的。根据式样裁剪布料，将各部分缝合在一起的接缝，布料方向的变化，配件的插入(就像女人的紧身胸衣，当然也曾经是男人的)，使得建筑不再是一个隐喻，而是服装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建筑是一个桁架，墙壁挂在上面。因此，它(衣服)就像一座移动的房子。

布料的结构通常隐藏在各种褶皱、装饰和效果的背后。结构的逻辑是每件衣服的核心，却很少成为时尚的主题。时尚往往仅仅是一个装饰问题(织物类型、颜色、刺绣、珠宝)，而底层的建筑选项保持不变。就这一点而言，革命是非常罕见的。

从某一时刻开始，建筑已明显成为服装概念的主题：服装被翻了个底朝天，基本思路变得清晰可见。这不仅发生在女装上，也发生在男装上：三件套西装。从此，男装变得现代：方法明确，并通过方法的可视性在朴素中彰显优雅。男装在逻辑和道德上的成功让它退出了时尚界。

男装的道德内涵在于它对阳刚之气的明确定义，而且显然这一点非常令人满意：实用、高效(运用在运动和军事上)、清醒、自主(很容易使西装带有反叛色彩)、中性、谦逊、清晰易读、基于自我控制(西装也有教士的一面)。

男装关注四肢(女装，一直与遮住双腿的连衣裙联系在一起，即使它是时尚的主角)。直线、修身、灵活——这就是19世纪以来男士时装的样子。新古典主义的严谨与理性建筑的结合，同时又允许相当程度的浪漫主义扩张。在极其精确的形式中，它蕴含了令人惊叹的细微差别和丰富情感。

换句话说，男士服装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即有“我”和“性别”同时存在的身体的意义。男装不依赖装饰(没有装饰性刺绣，面料和颜色统一)，也不依赖垂褶、流苏、拖尾。它并不让人赏心悦目。相反，它明确展示了服装作为建筑的效果，从而获得了柔美的一面和低调的优雅。男性气质被定义为直率而非委婉，肯定而非诱惑(通过肯定而诱惑)。

然而，这导致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服装作为对话、作为两性之间的游戏场、作为男性和女性原则交会之地的假设。西装革履的男人似乎已不再是时尚的主角，而女人则更多地融入了这令人惊叹的潮流涌动之中。这就好像男性服装逐渐固化为功能性服装，使时尚这个系统最终具备了两种速度：就女性而言，速度超快，社会化的衔接和连贯性越来越难以把握，而男性服装的持续时间非常长(已达两个世纪)。

服装与个人理论

传统服装和时尚系统都是有关个性与社会性之间关系假设的实际应用。这种实用哲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既是“道德的”，又是“性的”。与其说时尚是对一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信息进行直接编码，不如说它从根本上表明了一个人是如何扮演这一社会角色的。尽管“我”和“社会”仍然是理论领域中的抽象实体，但它们实际上通过服装得到了非常具体的表述(不可能更具体了)，因为每个人都与服装有着某种牵连。服装不仅仅是一种立场的确定，更是一种意图的宣示。在这一直接和实用的哲学领域，女性扮演着极其积极的角色。她的服装是关于“我”的假设的永久源泉，与其他的“我”相对，关于总是性化的“我”，总是具有道德内涵的“我”。

通过“装扮”和(以前的)“时髦”等术语，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伪装和缓和，但其清晰度并不亚于一个人塑造的“形象”。鲍德里亚说教式的反对似乎将时尚简化为一种幻觉。事实恰恰相反。服装提出了关于内在力量、关于生命意志、关于个人在社会中清醒存在的命题。如果我们(错误地)将时尚视为女性的象征，那么我们就会从中读出女性的智慧，即通过建立一种永不停歇的灵活性，在自身与世界、自身与性感身体的两极之间不断取得平衡。

女性在选择和穿着服装时会产生许许多多问题，这一点从她们对彼此评价的激烈和激进程度就可见一斑：谴责和赞美的标准不是美与丑，而是生活态度。她们的心声很少被听到，她们甚至对自己也不太了解，这与我们对“我”，对一个“人”是什么的观念扭曲有关。我们对人类形象的心理学化已经取代了一种更古老的判断方式，后者现在只留存了某些残余价值。

对我来说，“道德的”(moral，既指品行端正，也强调精神上的概念)一词[我们越来越把它理解为另一个词：“道德准则”(morality)]最能概括这种古老的人的观念。然而，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与他的道德准则不是一回事，而是与一个人面对危险、失败、反对和考验时的适应力有关[“士气低落或消沉”(demoralise)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一个人的道德是精神力量的集合体(精神力量不能归结为智力，也不能归结为道德准则，更不能归结为性欲)。作为日常实践的服装是这种似乎已经完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古老人类形象的伟大代表。

对我们来说，“主观”一词已灾难性地与“人”这个字联系在一起。主观是一种不断将人相对化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人被挤出了所有话语的中心。因此，任何有效的陈述都不能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任何信念也不能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例如，在所有讨论中，它的对立面似乎都是客观是非，后者一时兴起，而后者更适合。在这里，时尚也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思想领域：时尚是个人和规范之间的交汇点。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时尚不是武断的，也不是客观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对时尚的扭曲观念——及其道德说教和反伦理的计划——分散了我们对这一现象基础的注意力，即服装在社会历史中，以及在服装、垫肩、开领、带扣、高跟鞋、束腰背后的实用哲学中。